比尔·盖茨：我不擅长做总统，我真正的长项是创新

原标题：比尔·盖茨：我不擅长做总统，我真正的长项是创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比尔·盖茨。

“我跨越了半个地球，为的是看一眼厕所。世界值得拥有更好的厕所。”转型为慈善家的比尔·盖茨近日再次到访中国，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并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

造福全球最贫困的人群，一直以来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此次比尔·盖茨中国行的重要行程之一便是出席1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并呼吁各方探讨新世代厕所技术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基础卫生设施问题的潜力和未来商业推广的前景。

卫生设施的重要性往往极易被忽视，然而它却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比尔·盖茨认为恶劣的卫生条件正在阻碍某些地区的整个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而重新发明这种最基本的便利设施至少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节省由于医疗成本增加、收入减少和生产力下降造成的超过2000亿美元经济损失。

此行期间，比尔·盖茨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就健康事业发展、医疗科技研发、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未来10年 把死亡人数再减一半

盖茨基金会历来对医疗卫生领域有着深入地关注，包括消除疟疾、减少艾滋病、防控结核病、改善营养等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1100万减少到了现在的大约每年500万，减少了一半，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希望到2030年，能将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能再降低一半。”而这个数字就意味着需要不断研究治疗不同疾病的新方法以减少死亡率，例如全球因疟疾死亡的人数也要减少一半，中国在这点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现在提供的抗疟药品数量已经超过了印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此次行程中，比尔·盖茨也参加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的入驻仪式。这是由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三方联合成立的公共卫生与药物创新机构，旨在发展杰出的生物医药研究与开发能力，建设新药研发和转化的创新平台，为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疾病挑战做出贡献。

盖茨在参加GHDDI入驻仪式时表达了他对中心的信心与期望，认为“创新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中国已成为全球进步和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一环。GHDDI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药物研发模式，也是一个机制创新的典范。我们同样也希望探索新的机会来深化各方之间的合作，更好地促进全球健康研发和创新事业。”

科技推动公益慈善生产力

盖茨曾在采访中透露，近期最有可能通过努力实现根除的疾病是骨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在谈到科技创新在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盖茨称，由于医疗技术的创新，我们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比如中国生物的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在几个月前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现在已经大量出口，在结核病领域，也正在通过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研发新药。

盖茨表示，未来的结核病药物有望将肺结核的治疗从9个月缩短到4个月。结核病患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用药几个月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但一旦停止服用药物，结核菌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能够缩短服药周期，副作用就会降低，成本也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患者坚持服药的几率会提高，这样一来耐药性也会随着下降。

针对国外一些对中国的新兴科技力量感到焦虑的声音，盖茨坦言：“在很多领域，竞争都是件好事。当人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AI实力到底谁更强时，我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算哪边呢？算中国还是美国？很难区分。在科研领域，大家读同样的论文。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公开的，像微软和谷歌等企业的很多工作也都是开源的。这好比说北京和上海比，谁在AI上更有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技术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

盖茨认为，科技很难像评判足球比赛一样，必须分出胜负。如果可以用人工智能设计药品，来治愈癌症和老年痴呆症，无论在中国或是美国都将会是非常好的，非要比较孰强孰弱，其实并没有意义。

从企业家到慈善家

谈及从全世界最为广受尊重的商业偶像，转身成为为公益慈善事业身体力行的乐天行动派，盖茨表示，自己喜欢用创新的眼光看世界。“我20多到40多岁的时候，视线比较窄，但是非常深入，主要关注于软件领域。即使在微软的时候，我也将很多其他的事情交由团队处理，以保证我能专注于创新项目，比如windows，Office和早期AI工作。到2008年的时候我的全职工作重心转向了基金会。”

“人们开始做慈善的年龄常常因人而异。” 他发起了一个叫做“捐赠誓言”的倡议，加入其中的世界级富豪们均承诺捐出绝大部分的财产，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可以加入。

盖茨强调，在一些贫困国家，即使1美元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慈善项目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他表示，“我从40多岁开始涉足慈善，但是全情投入慈善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60多了，刚刚过了63岁生日。像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从30多岁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虽然不是全职，比我开始的年纪早了很多。我觉得这很好。当他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积累很多经验。”

盖茨解释道，当人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再想担任高科技公司的CEO，他们希望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享其人生的乐趣，去决定到底什么是值得做的，去做他们觉得好玩的事，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比尔·盖茨问答实录摘编：

Q：您此行见到了王毅外长，第一次被叫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您对此有何感受？

比尔·盖茨：我觉得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褒奖，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老”啊。但就如我刚才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庆祝成立20周年，北京市市长一直都在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北京也成为了创新典范，他还谈到GHDDI将带动一大批初创企业——说到中国的初创企业数量，微软亚洲研究院带动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因为生物科技在中国的发展非常快，而且这里人才的质量，无论是本土人才、外来访问人才和归国人才都很出色。我相信中美之间应该保持积极的关系，我也会为推动双方的对话做出贡献，希望在气候变化、传染病研究、流行病控制这些风险较大的问题上，两大经济体都能站出来，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

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褒奖。我也听说卡特总统和基辛格总统之前也被这样叫过。他们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很希望看到良好的中美关系，我和外长先生还就一些未来趋势交换了意见。

（编辑：云计算网_宿迁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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